赋、比、兴手法的使用不全是单一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根据诗歌内容表达的需要同时交错、有机编织在一篇作品里。自从人类有了文艺创作，就有了艺术的形象思维，赋、比、兴的手法，实际上就是艺术的形象思维的具体方法。别林斯基指出：“诗人用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以自己诗歌创作的实践回答了这个理论问题。他们在三百篇中确立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代作家刻意学习的传统技巧。赋的手法，逐渐发展形成了“汉赋”这种文体。《诗经》中不少优秀作品运用比兴手法来表现诗人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态度，后代许多进步诗人争相效法，而比兴作为诗歌刨作的具体表现手法，更为历代诗作者沿用至今，历久不衰。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作品进一步发展了比兴寄托的手法。他笔下的香草美人、良禽恶鸟，无不在美或丑的形象中体现了诗人对现代事物爱憎鲜明的态度，同时又突破了《诗经》中单一的比兴形象，而构成了复杂变化的形象体系。屈原以后比兴寄托就更成为历代富有正义感的诗人所坚持的一种优良传统。唐代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就曾标榜三百篇中的比兴来批判六朝时期的形式主义的诗风，他指出：“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与元九书》) 白居易强调比兴的运用，应当像《诗经》那样反映现实生活，针砭时弊，融会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因此在后代进步诗人那里，比兴的意义远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表现手法，而是被看作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战斗传统受到极大的关注，它在我国的文学创作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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