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正是胡适"暴得大名"之后大力提倡整理国故之时，他关于崔述"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崔著"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在中国"竟被时代埋没了一百年"这个说法影响了许多当时和后来不看《书目答问》之人；且其影响很快又扩展到国外，最早认识到《古史辨》之革命性学术意义的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注意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其实早就购存了刻于道光二年(1822)的《崔东壁遗书》，但他仍然接受了胡适的看法，认为崔述的著作被中国学人忽视达百年之久,"即使像梁启超那样目光锐利而深刻的学者也未曾注意及此"(在那时许多中国学人眼中梁启超恐不以此见长)，直到1921年才被胡适"重新发现"〖ZW(3B〗⑦ Arthur W. 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 ir Own History,"原刊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收入《古史辨》(二)，第442页。〖ZW)〗。
恒慕义这位年轻的异国汉学家(指撰文时)不知有《书目答问》当然不足为怪，尤其美国汉学在当时西方汉学界尚不足道；但胡适无意中创作的这一迷思(myth)并不仅仅"迷惑"了一位美国汉学家，约半个世纪后，施奈德(Laurence A. Schneider)撰写了一本颇具分量的《顾颉刚学传》，仍认为崔述是所有顾颉刚重新表彰的学者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位(none had been more obscure than Tsui Shu)[注解：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93.]。法国汉学家桀溺(TeanPierre Dieny)几年前还说，崔述的《考信录》在"19世纪的多次重梓几乎无人注意，直到20世纪，那珂通世、胡适、顾颉刚在崔述身上发现科学的史学的先驱，他才声名大著"[注解：桀溺:《崔述的立志岁月》,《法国汉学》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不知这里是否有误译，因为一部"几乎无人注意"的书何以会"多次重梓"，稍令人费解。如果没有误译，这当然又是一个受胡适影响的汉学家。]。今日海峡两岸不少学者也还在不同程度地重复胡适创作出的崔述被国人长期"埋没"的旧话。胡适当年以为，崔述"竟被时代埋没了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而他创作出的迷思竟然又"迷惑"了中西学界近80年，我们现在读胡适此语，究竟也不能不有些自感惭愧。
恒慕义将崔述的被"埋没"视做近代中国因"中西痛苦的接触所产生的忽视中国之精神错乱的最佳例证"，自属别有体会。他自己所见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书的事实和胡适关于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发现"崔述的言说确实都提示着"忽视中国"的竟然是中国人自己，而外国人反不那么忽视中国，应能支持他的看法。在民初的中国，一些外国人提倡保存中国传统"美好"的一面而中国人在尊西趋新的同时拼命反传统的确是当时的常见现象［注解：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恒慕义之所见虽然是建立在迷思的基础之上，因而并非历史"真相"，倒也居然与当时中国真相的外部轮廓大致相符。 中国 人自己"忽视中国"的现象，特别是胡适创作的迷思竟然能长期 影响 中国学界这一事实再次体现了近代中国学术传统的中断和国人 历史 记忆的无意识改变，这一过程大致就完成于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二十年间。《书目答问》从多数学者书架上消失(或被置于顶端、角落)最早不过是在辛亥革命前夕，而胡适因"暴得大名"而获得广泛的学术影响最晚不过辛亥革命后十年；一部目录书的束诸高阁和一位学术领袖未经深入 研究 的言论可以对几代学人的历史记忆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足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注解：这当然主要是受胡适等人影响的趋新主流学界的情形，姜亮夫在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上第一堂课时老师林山腴（思进）就吩咐每人买一部《书目答问》，林先生以为这是为学生治学"指路"（参见姜亮夫《忆成都高师》,《学术集林》第2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学统未断很可能是从廖平到蒙文通、吕子方这些四川学者更加看重《山海经》而不以为不妥的一个潜在原因。同时,《书目答问》以前是作为"门径书"而非工具书的，前者要认真读，后者仅是"备查"而已。许多民国新派学者其实也还不时提到《书目答问》，但此书对他们而言已是备查之工具书，只是有的放矢地核查特定 内容 而非通读，他们对书中的崔述能够视而不见也就不难理解了。]。
若将视线移向国外，则今日持后殖民主义观念的学者也许会从此事例看出恒慕义虽然在意识层面反对"忽视中国"并努力为中国新史学鼓吹，其潜意识里或不免仍存西方人见识高中国人一等的观念，所以很容易接受外国人又在帮助中国人矫正"忽视中国"这一"精神错乱"的迷思性言说。这样看或也不无所见，但也应注意中国学者胡适创作的迷思同样影响了几代外国学者，说明他们在意识和下意识层面其实也相当尊重中国人所立之言、视之为不易之论(若不够尊信便会去查书核对)；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学术见解对他们实际上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从民初以来，中国学者常说什么"汉学的中心在外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确符合事实，然而民初西方汉学的情形也未必像许多国人认知中那样了不得。早年的西方"汉学"从研究的领域、关注的 问题 、到运用的 方法 都有明显的特点，与我们一般认知中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其实相当不同；民初的中国学人因为有强烈的"预流"心态，并欲与西方汉学争胜，自觉或不自觉地思其所思，所以看到差距而思赶超。若说到史学，在20世纪20-30年代，除日本在一些小的领域或稍领先外，外国的研究总体上并不特别领先于中国人的研究(这个问题太大，我近有专文探讨)。《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几年前有一段概述二战前西方中国史研究的话,值得全文引在这里:
在二战之前，西方并无有组织的中国历史研究这一"行业"(profession)。与19世纪的情形一样，那时在欧美大学中讲授"中国研究"的约二三十位学者中，多数仍是退休的领事、外交官或传教士。他们中大多数是在"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系或"东语"(Oriental Languages)系与圣经学者、阿拉伯学者、以及古典近东专家一起任教。即使在少数几个有着长期中国学术传统的大学之中，也并无有组织的中国研究"中心"。只有巴黎，因其有着从18世纪的耶稣会士开始就未曾间断的学术大师持续存在，可以实实在在地称为西方的汉学(sinology)中心。在美国，只有哈佛大学是认真开展［学术］活动的中心，那最早也只是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才开始，不过其哈佛燕京学社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并保持着与中国学术界的个人联系。没有任何西方大学存在 现代 意义上的结构完善的中国研究专业的设置。在西方各大学，讲授中国题目的主要目的包括在为那些将赴远东任职者的现代语言 教育 之中。没有任何大学设有专门的中国历史讲座教授职位。[注解：Denis Twitchett,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aib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7, pp. 3-4.]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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