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由于儒、释、道的 发展 ，使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将其进行全面有机地整合需要。至程朱 理学 的确立，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国文人从以往通过在政策改革来实现国富民强的努力转为力求内心的修养和对民众强化思想控制上来求得 社会 稳定了。儒家也从此呈现出一股无法阻挡的反动的发展趋势。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使文人抬不起头的朝代。当时社会分为十等人，介乎于第八等（娼妓）和第十等（乞丐）之中的就是第九等人——儒生。
入明以后，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中国文人们也逐渐开始在禁欲主义的束缚下产生了纵欲的倾向。同时文人中反传统，反伦理的事屡见不鲜，且多以此为荣。但归总起来，这些文人也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只要不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出格，作个小丑放纵一下也是未尝不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文人的思想从总体上说是平庸的。而真正的文化主导却为那些市民中的游民知识分子所扮演。
黄子澄有心为国，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他的名誉 自然 被奴化史家生生地毁掉。方孝儒在建文一朝并无建树，却因其誓死遵守儒家忠君信条的人格魅力而名垂史册。
明代第一位大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莫过于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他仅用了43天的时间就成功地平定了宁王朱宸豪的叛乱，使明武宗的统治转危为安。当遭到宦官诬陷的时候又能够利用司礼监内部的矛盾使自己的性命和职位得以保全。在思想方面，他大量借鉴了佛教中许多思想，并从陆九渊处发展来的陆王心学终于使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心学自“鹅湖之会”后突然对程朱理学构成了最为直接也最具杀伤力的威胁；如“人人皆可为圣人”，格物不如格心等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想。他也使陆王心学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进步的重要标志，为日后黄宗羲、王夫之、李贽、顾炎武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
明代第二位伟大人物便是首辅张居正。张居正于隆庆二年入阁，自万历元年辅政开始到万历十年去世，张居正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文人当中，乐于作官的人大有人在，但肯下工夫做事情的人却很少，肯下工夫做事情又能做好的人少之又少。之所以说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正是在于他不向其他中国文人那样将权利与地位作为其捞取利益的资本和光耀门楣的幌子，而是真正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塌塌实实地办理政务，治理国家的人。他定期考核官吏，使人尽其才。一切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有功赏，有过罚，赏罚适度，决不以一己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同时又敢于用人，人不求完人，事不求全功。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贯彻国家法令，整饬边防军备；财政上：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财税制度，既与民休息，又增加国库收入。使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又苟活了六十二年。
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建立在氏族强化基础上的国家，一个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有机组合起来的宗法制社会，从来都是重人情不重法治。只重法治，不讲人情或是少讲人情的官员无论他的政绩多么好也得不到人们的支持。而在中国文人之中更是如此，他们一般贪小利，讲交情，好面子，只论门生故吏，不看贤愚智长。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办起事情来往往缺乏长远眼光。在张居正生前，他们阿谀逢迎，坐观其成败。一旦失势，便群起而攻之，以至于在万历十二年险些掘了张居正的坟。
中国文人又是颇有惰性的。他们为官要么只做个名教的殉道者（如海瑞）；要么利用自己的权利大肆捞取好处，最后赋闲养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便有过也不使之见于史，留个清名而已（如董其昌，可惜他只以绘画留名）。
从万历开始，中国文人更加不顾国家危机和北方女真人崛起，终日只想沽名钓誉。他们卫道不卫国，保节不保君，相互之间结朋拉党，互相攻击。“争国本”、“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万历帝有驭臣之术却无治国之才，明王朝也从此走向了一条通向灭亡的不归路。崇祯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死在这帮迂腐文人手上。
这种士大夫风范在天启年的东林党中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充分发挥。他们当中不乏务实之士。特别是他们骨子所具有的中国文人天生的傲气——在孟子处被称为浩然之气——更是支撑起了中国文人两千余年的脊梁。
至于清代，我以为，无论是从思想文化还是 科学 技术上，清朝相对于明朝来说都是一次历史的倒退。在满州人民族自卑心理的阴影下所表现出来的对汉族文人的文化专制使得整个清代文化界、思想界处于一种死气沉沉的状态。而中国文人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陈陈相因，没有作为。
明末清初，中国文人的又一特点在动荡的岁月中显露出来——在政治立场上变换角色的极端抉择。中国文人是最注重立场的，一个人不怕有多大才，只怕立场站错；如果立场站错了，他的才干也只会害了自己。而在中国的文人环境里，立场的变化又极大，并且这种大的变化又非常具有戏剧化色彩。由于明末所谓忠贞之士忍辱负重，在前方舍命报国，而在后方，却屡屡遭到权臣构恶、排挤，甚至有生命之忧。在对朝廷丧失掉最后一丝信心之后，他们往往一赌气，便不顾民族气节，转而投靠他们一向敌视的清朝。明代士大夫中如洪承畴、钱谦益就是鲜活的例子。
通观中国历代文人，他们的悲剧并不在于无才，而是为儒家教条所害。寒窗苦读的书生意识不到这些，缺乏解决实际事务的能力。帝王将相中认识到书生缺陷的则大力使用实干之人，而这些所用之人又偏偏少于攻读经纶，自然为文人士子所不耻，从而更加剧了文人怀才不遇的悲哀；而那些没有认识到书生缺陷的帝王将相们，广泛使用文人，可是文人只适合在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时使用；一旦国家繁荣强盛后，则更需要纯粹的政治家从法制的角度上巩固帝国前期的经营成果。毕竟在政界里需要的是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和 艺术 家。帝王们认识不到这一点，结果使诸多政务废弛，积弊丛生，以至积重难返，同样导致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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