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实际的汉武帝意识到董仲舒理论重要性的同时，也深知文人眼高手低的弊病，到底没有重用董仲舒，并对其思想中于汉代统治不利的“气数观”避而不谈。这也表明了中国文人对于理论的过分虔诚与政治手段先天不足之间矛盾。
也正是自武帝始，外儒内法成为帝国统治者的治国之术。一面重用酷吏，鞭笞天下；一面尊崇儒学，敦化民众。前者在宣帝时得到进一步发挥；后者则在元帝时发挥到了极致。
在此之后的两千年中，唯一的一个叛逆者又恰是先秦儒家的纯粹信徒——王莽。他出于对当时社会危机和民众苦难的自觉，天真地希望靠恢复古制来缓和社会矛盾，最终一世而亡，也为后世企图恢复古制者做了一个反面榜样。
任何一种思想一旦被订为一国的指导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也便开始了它的蜕变过程。“白虎观”以降，中国文人多崇尚空谈和对章句的考究，尸位素餐，毫无建树，不足称道。但对后世文人穷酸、迂腐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
以“党锢”事件为先导，至东汉末，在曹操的倡导下，中国文人终于敢走出书斋，勇于面对现实，处理政治。再加上蜀汉的诸葛亮，东吴君臣，无不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在政治上少有的活力。也恰在此期间，中国文人也经受了一场极为激烈动荡的矛盾的心理考验。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北方文人，面对要么庸碌无为一生，使自幼所学化于尘土，埋没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要么起而出山，辅佐曹家父子篡汉的现实。自身所学只为忠君报国，但要实现所学又只能是协助“奸臣”篡位。中国文人的悲哀也就在这手中只有笔秆子，没有枪杆子的尴尬境地中越加涂上了一层凄凉、酸楚的色彩。
同样，在面临政治高压，文化专制的环境下，文人的选择要么苟且偷生；要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舍生取义。嵇康死了，也许只是因为他和曹魏皇室是儿女亲家才如此忠君的。但在司马昭的统治下，所谓的耿介之臣也只能通过崇尚玄谈来明哲保身，求得自身一点小小的心理安慰。中国文人的软弱性也可由此窥见一斑。
西晋以后，文人士子们或隐遁山林河川，或寄生于王侯将相身旁，得过且过。偶有不服管束的如谢灵运也很快被惩处掉。遭遇挫折后的软骨病如此纠缠了文人们数千年。以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变成了受到挫折后消极遁世，梅妻鹤子。徘徊在儒与道，出世与入世之间，中间多少无奈自在不言中。
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发展到隋唐便作为一个分界点与东汉、六朝相区别开了。文人们从此避开章句的考究，转而通过体制的不断创新来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
陇西的贵族们为显示自己是汉族正统，大兴儒教。但其骨子里终究摆脱不掉军事贵族的背景和习气。贞观君臣摆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务实作风。然而承平日久，儒家士大夫不切实际的积习很快便使盛唐时期官员的整体素质呈江河日下的趋势。
当然，我并不是说盛唐时期官员大多昏聩无能，而是中国文人的特点是：处处以儒家教条为办事准则，缺乏灵活务实的办事作风。为成就一己之名节而不顾全整体利益。甚至因意气之争而互相攻击，乃至不惜颠倒是非黑白曲直，全然不顾国家的真正需要。贪图近利，缺乏高屋建瓴的眼光和对待提出反对意见者的恢弘气度。
如果说张九龄适合做一个道学家的话，那么李林甫才算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宰相。中国历史上，继韩非之后真正集法家之大成者绝无出李林甫之右。当时，中国官场上文人气过重，所谓饱学之士，在书斋中做学问行，但真正处理起实际政务来却毫无用处。他们往往动辄搬出圣人教诲，所作所为却不切实际，一切只问是否合情合理，却不管是否有违法度。正因为如此，唐玄宗才用李林甫为相，以期开元盛世能够以法制的形式将其制度化并最终得到巩固。李林甫也果然不负厚望，他亲自主持修订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使国家政策有法可依，案件处理有法可据。官吏任免都要经过李林甫谨慎的考核之后才能通过。 然而李林甫又是崇尚“术”和“势”的，他在位期间，为了保住自身的相位，一来牢牢抓住京师附近的三镇兵权。二来不惜罗织冤狱，诱惑他人犯错，继而打击一批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物。同时他有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势成功地驾御了手下包括安禄山、杨国忠在内的群臣，成为当时政坛上不可撼动的巨石。而其消极意义就是，从此破坏了 中国 官员层级选拔的机制和中央各部门相互分权、制衡的体系。唐王朝从此转向衰败。
在盛唐另一个值得提及的人物便是李白。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评价他：诗歌盖世，文章也有可以流传千古者，但缺乏 政治 才干。可以说，这样的评价对于李白来说还算是公允的。毕竟，治国不像作诗，来不得半点浪漫和浮夸。至于像李白那样终日生活在激情中的人又如何受得了政府里循规蹈矩似的生活？须知，治理国家光靠激情是远远不够的。再加上他蔑视权贵又追求功名，期求立军功又不清楚高层政治内幕。终至于先被外放，后又追随永王李磷，遭到发配。李白的一生是浪漫的一生，寻求仙山，求取丹药。同时也是悲剧的一生，政治追求的无处施展又屡遭命运的游戏。同时也给历代向往仕途的文人们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文人的喜剧地位往往是其悲剧人生的开始。尤其是从一介布衣突然升任中央的决策位置就更成为铸成他悲惨结局的重要因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就是因这样一个原因而导致失败的。更具典型代表的还是北宋中叶以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主持的“熙丰新法”。确切说，中国的文人一旦从平民身份中走出并快速地升任至显要位置，往往会出于嫉妒心理对朝中元老，士大夫阶层有所嫌忌。他们一般思考时清醒，办事时糊涂；观别人清楚，看自己迷糊。所谓中庸之道只会在其思考 问题 时注意，真正临到处理实际事务时便全然抛在脑后。其实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争论本为政策性分歧，但出于中国文人“文人相轻”的积弊和动辄感情用事，缺乏理智的原因，他们都习惯性地将这种技术层面的政策分歧上升为道德伦理上的对立。从而忽略对方合理的建议，偏执处事。以至于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用了如吕惠中之流的小人（他们属于文人中不合儒家典范的重利轻义的一种）。新法的失败也成必然了（新法的评价更多的还要涉及到政治、 经济 问题，但与本文已无多大关系，就此不提）。而北宋王朝也正是中国 历史 上把文人政治搞得最彻底也是最糟糕的时期。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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