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1983年,央视春晚的出现首开电视音乐晚会的先河,电视台从此成为音乐传播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介之一。23年来,在春晚这个流光溢彩、绚烂无比的舞台上,歌舞、曲艺、戏曲一直是三足鼎立,平分秋色。尽管其间有专家指出歌舞急需减负,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春晚的歌舞节目是有增无减,风头依然很劲,歌舞节目在春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因为歌舞是一台大型晚会不可缺少的核心环节,与小品和相声一样,歌舞节目的好坏与否也可被视为春晚成败的关键。
23年来,春晚这个众彩纷呈、争奇斗艳的舞台,不知让多少歌唱演员一夜成名且一鸣惊人。普通的香港建筑工人张明敏正是因为扪着胸口,在1984年的春晚演唱那首《我的中国心》而风靡大江南北的;也正是1987年的春晚打造了费翔这个首位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台湾歌手,《冬天里的一把火》不知把多少小姑娘烧得糊里又糊涂……一句话,只有春晚才有这个魔力,能让你一曲成名。
也正是在16年前的春晚,一曲颇具湘西苗族风情的《小背篓》让宋祖英这个当时年仅24岁的苗寨女孩的名字响遍了中华大地。从此,宋祖英成了春晚的“红人”,《等你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辣妹子》、《兵哥哥》、《好日子》、《你好吗》、《越来越好》、《风景这边独好》、《美丽的心情》、《望月》、《飞》等歌曲不断从春晚的舞台飘出来,她的歌成了春晚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尽管有人说,1990年央视请宋祖英去参加春晚的时候,除了一首《小背篓》,她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唱什么;也有人说,1995年的春晚,宋祖英的节目还与杨钰莹和甘萍的节目放在一块,只是“歌组合:歌坛三甜妹”中的一部分,出场仅1分多钟。但不管怎样,如今16年过去了,宋祖英成了春晚成就的最亮一颗星(superstar)。事实上,当除夕之夜,社会上各个年龄、各个阶层的人三代甚至四代同堂齐聚一机观看春晚的时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一个与她同一年开始在春晚登场的赵本山之外,宋祖英几乎是唯一能够得到所有观众共同关注的演员。这位“东方美女”在春晚的大舞台上独领风骚,让中国老百姓一迷十六年,这不能不说其成功的本身已构成一个令人称绝的“传奇”。
在众多研究者仅从其娇美的外形、自如的演唱、雄厚的实力等外在因素来剖析宋祖英成功的原因时,我们认为那都只是一些永远无法进入社会事实本质的努力,宋祖英的歌唱实力与舞台经验固然勿庸置疑,然而,实力并不一定是歌星走红的唯一保证,尤其是在歌手如过江之鲫的中国大陆娱乐圈的市场逻辑中,要走红且成为“长青藤”,一红便红十几年更是不易。这个,我们可以从宋祖英在演员阵容异常庞大、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多重关系的春晚16年来从未间断过表演且多为独唱而无人可以企及这一奇迹便可察觉一二。与其演唱实力相当的女歌星,我们也是能信手捏来的,譬如媒体就经常把宋祖英和张也比较,她们同属甜美型,1987年就已出席春晚的张也成名较早,是继彭丽媛之后中国民族声乐的第二个硕士,却怎么也不如宋祖英那样大红大紫,张也丝毫无法动摇宋祖英“民歌皇后”的尊贵地位。此点足见实力不足以解释宋祖英在春晚成功的主要原因。同样,温婉多情的形象与风格亦未必能构成走红的充分条件。在当今的中国歌坛,形象突出但半红不黑的歌星不胜枚举,何以宋祖英独能脱颖而出?
为何能获得如此普遍的认同,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文本个案。“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倘若,我们尝试着从意识形态叙事与修辞的角度去进行深层解读,一切痴迷与困惑也许都会迎刃而解。宋祖英是从湘西大山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因此,人们习惯称她为山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的确,宋祖英的走红闪耀着金红色的光芒。宋祖英在春晚的存在意义早已不是上或者不上的问题,她已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春晚民歌节目的一个象征,成为当代中国国家话语的一个文化符码,在光彩照人、光芒四射的形象背后,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缤纷景象,也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试图通过明星叙事对转型期日益分化的现实社会进行整合的努力。
在春晚的演出当中,从节目的审查、主持人的串词、小品的演绎到歌舞节目的演出,国家叙事的话语修辞俯拾即是。但在这里,我们仅从一个很小的切入点,即宋祖英的演唱来分析,对于她的演唱技巧不是我们最为关心的,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她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给我们民族带来了什么,她所代表的究竟是什么形象,因为,我们认为,在春晚姹紫嫣红的女星阵容中,宋祖英是最能代表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的。我们反复观看了宋祖英从1990年初次登上春晚舞台演唱《小背篓》开始到2005年春晚演唱《飞》共16年的录象资料并以此作为实际研究的样本,试图从其发型服饰、歌词内容、平民出身等维度来进行读解式文本分析,藉此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为宋祖英在春晚成功的原因提供一解释路径,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当中所隐含的日趋复杂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也就是,对宋祖英这一在春晚可圈可点的“明星文本”(star text)的构成展开分析,分析主导意识形态在其间通过哪些意象或者说通过哪些元素符号来达到其话语诉求。
二、从“样板戏”到“新民歌”:歌唱生态的悄然嬗变
作为以声音形态存在的权力的表征,歌曲可谓是人们精神流变的最为敏感的风向标。因此,在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梳理一下,从文革时期的歌曲开始的中国歌曲演唱形态的嬗变历程,如果不做这样的纵向贯穿,我们很难获得对宋祖英的歌曲能受到普遍认同的真正解释。 中国歌曲演唱的这二十年历程可以说是中国二十年社会转型的一个见证,也建构了我们父辈那整整一代人关于歌曲的集体记忆。
文革时期,在一个高度一体化、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社会,政治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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