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在退守台湾后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完成了土地改革，同时也对日本统治时期的农会进行了改造， 使之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也成为农民与市场联系的中间桥梁，农业技术的改善、推广、水利建设、农业教育、金融服务等都由农会负责。土改后台湾的“农会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其重要性仅次于乡公所”。 在台湾乡村社会结构中，农会、乡公所与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构成一个相互制约的三元权力结构。 农会既是农民与技术之间的桥梁，也是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的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基本上实现了梁漱溟把“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引入农村，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同日本和我国台湾省一样，韩国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也进行了成功的土地改革，使韩国农业得到了恢复，1950-1961年间，稻谷产量年递增5.1%，韩国粮食自给率达到85%。20世纪60年代，韩国启动了以“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韩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同一时期，政府忽视了农业的发展，粮食和供应加工业的农产原料严重不足，在60年代，政府收购农民的大米和小麦的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75%。 同城市相比，韩国的农村在20世纪60年代，农民收入低，生活艰苦，居住简陋。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吸引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面对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把农村开发列为国家发展战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
为推进“新村运动”，韩国1972年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院实施新村教育。通过培养新村运动的指导员，成立社区新村学校，对农民进行教育，以“勤勉、自助、合作”为“新村运动”的宗旨，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为“新村运动”的目标。 研究院于1990年改名为“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教育内容侧重精神训练，对象不分职业、年龄，从国会议员、内阁部长、到社会各界领袖与新村运动指导员、骨干农民一起，参加内容、形式都相同的培训。全体学员都集体住宿，穿统一的制服，有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行动。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唱国歌，做操，跑步。收到了直观、生动、互相教育、相互启发、互相鼓励的效果。“新村运动”的实质就是振奋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国民的上进心，冲破贫穷与灰心丧气的过去，积极投身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开发运动。 “新村运动”的重点在于“精神启发”，始终将“勤勉、自助、合作”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加以启迪，唤醒国民，克服小农固有的懒散、易于满足的陋习，培养勤俭节约、自主自助、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良好社会风尚。韩国“新村运动”的组织者、指导员，甚至基层单位的工作骨干，在运动中身体力行，努力工作，不计报酬，团结合作，自信自强，对“新村运动”的开展及韩国农村现代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新村运动”中，韩国的“农协”作为农民的自发组织，在组织合作社、推广农业技术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韩国的农村现代化事业是以政府为主导、借助“新村运动”来实现的。政府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村运动”不仅推进了韩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也基本实现了“新社会、新韩国”的战略目标。
四、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经验——来自乡村建设运动的启示
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工作在服务对象、理论与方法、服务组织等方面的本土化建设呢？在借鉴、学习、交流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在中国寻求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精神资源。20世纪3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发。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内容广泛、意义深远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内容虽然大致包括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建设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实际上，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它能为今天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提供极为宝贵的本土精神资源。
乡村建设运动有两大流派，其一是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的实验，其二是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的实验。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其既是一种是乡村自救运动，也是一种民族复兴运动。只有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梁漱溟把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作为乡村建设实验的行动起点。要复兴农业，就要把来自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进农村。“科学”、“民主”与农民之间的桥梁就是梁漱溟在借鉴中国传统的“乡约”基础上，设计的一种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乡农学校”， “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构成：校董会（日常行政管理），校长（监督、训导），教员（外来者），学生（全体乡民）。除教员外，乡农学校的其他成员都是当地的居民。梁漱溟认为它与当时的“乡村改进会”有些相似，并非是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学校。这样的乡村组织就是“极力启发乡村自力为主，极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团体组织，极力让众人对团体生活为有力的参加”。 梁漱溟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主要靠乡村人自己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决问题的主力。但是，单靠乡村人自己是解决不了乡村问题的，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的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不能了解认识。因此“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 乡农学校的教员是一个新知识、新方法的体现者，当地农民通过他与外界建立联系，来寻求解决当地问题的技术与方法。这个教员是社区外来力量的代表，他来自乡村建设运动这个大系统，与外界有密切而广泛的联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所从事的就是社会工作。
在同一时期的乡村建设领导人中，对乡村建设运动寄于如此厚望的，还有“定县实验”的领导人晏阳初。晏阳初认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愚、弱、穷、私可以通过教育来克服，要实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标，单让农民识字是不行的，因此主张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及其同仁在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大教育，连环进行，相辅相成”的主张，“逐步发展的四大教育相辅相成过程，明白说明相互依存的功用，公共卫生协助农民健康而增加生产。农业生产计划又协助教育的推行，农民亲自体验识字读书才能有新知识新技术。教育又协助合作社的发展，如何记账、经营运销都需要知识技术能力。这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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