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效辉
（南京人口学院，南京 210042）
[摘要]社会工作是来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保护性社会制度安排，是其社会安全阀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也需要引入这种安全阀机制，但我们在引入其理论、方法的同时，必须注意到中西社会的差异，积极探索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道路。中国社工本土化的过程就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社工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使之能够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的过程。农村社会工作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也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依赖。
[关键词] 中国社会工作 本土化 农民协会 合作社
一、中国社会工作需要本土化的社工理论
社会工作就其本质来讲，是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社会转型初期，为应对一系列的社会新问题而构建的一种保护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安全阀”机制的组成部分。基督教社会中的慈善事业历史悠久，社会工作就源于社会慈善工作。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制度安排，社会工作萌芽于18世纪后期，发展于19世纪，成熟于20世纪初期。这段时间正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时期，在这一个多世纪中，社会工作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其工作内容从早期的以救济（Saving）为主，转变为以救济、解困（Helping）和发展（Developing）为其工作内容的庞大体系，并逐步完成了其制度化、组织化、专业化的建设。
同欧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对中国来说“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个人为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的先行者们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完成的社会变迁，后来者必须在短时间就要完成。短时期内的社会剧烈变迁，会带来许多的社会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教学和研究，并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中国开始尝试着建构自己的社会工作制度。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复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而是一个既有现代化的普世性，又有自己特殊性的一个过程，在尊重现代化普世性原则的同时，必须把这些原则与中国本土资源有机的结合起来，中国的现代化才是可能的，对社会工作来说也是如此。发展于社会转型时期、成熟于社会转型完成时期的西方社会工作，因为其社会中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区，其社会工作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引入西方社会工作比较早的中国港、台地区，因其社会形态也以城市为主，因此，这些地区比较好地解决了由东西方社会差异而带来的本土化问题。对中国大陆地区来说，问题要复杂的多，中国大陆既有高度现代化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某些“后现代”的现象，也有初步现代化的地区，还有几乎是完全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地区。在这种社会形态共时多元、远未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社会中，我们的社会工作必定会与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在理论、方法、技术和组织上应该有自己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色，这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的问题。
本土化的过程就是将源于国外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对引入中国社会需求的一个适应过程。引进外来的社会工作理论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之一，要想真正彻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在引进外来社会工作理论的同时，发展出本土的自生理论。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发展本土理论才是解决本国问题的根本所在。本土理论对于本国的社会有着天然的适应性，而且是深入社会问题核心的唯一途径。本土理论的来源应包括几个部分，一是历史文化传统，二是现实社会基础。一个国家现实社会的发展结果是其历史发展过程与横向的全球性社会发展交合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其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也是历史与现实的结果。所以，社会工作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调节机制，就必须在吸收外国先进理论的同时，发展属于本国的本土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方法。
所谓本土化就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社工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结合后的社工理论、方法能够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港、台地区，因为开办社会工作教育比较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工理论、方法的本土化过程，无疑，中国大陆在其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发展、社工专业化、社工教育及培训等都还需要相当长的历程。
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首先体现在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本土化——其服务对象应该是占我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村人口,这是社会工作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这一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这是与第一方面紧密联系的。有了工作对象的本土化，我们就要在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前提下，发展出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三个方面是社会工作组织的本土化，西方国家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因为有社会自我发展的空间和强大的物质支持，出现了既与“第一部门”（政府）、“第二部门”（企业）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第三部门”，这种第三部门（NGO）是社会工作的主要载体。中国在政治设置与经济发展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社会工作组织也应该有自己不同与西方的特色。
二，中国农村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
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选择的是“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这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基本上解決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并有部分地区的农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是改革没有涉及到农业集体化时期所设置体制性障碍——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自己的组织。经济上没有市场中介组织合作社，分散的小农既无法对抗市场中的其他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政治上没有充分实现农民的自治或没有成立农民自己的利益集团，也无法抗拒来自政治权威的超经济剥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增加了农业技术性要素的供给，但同时弱化了社会性要素的供给，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普及初等教育、人人能够享有的基本医疗保健等比改革前有所后退，同时，政府也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公平的、秩序良好的市场环境，黄宗智所言的过密化的现象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依然存在。近年来，农民的收入虽有缓慢增长，但统计表明，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务收入的增长，务农收入的占农民收入的比重正逐步降低。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城市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的失业、下岗人数大量增加，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更加困难，许多城市出台了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种种歧视性规定。进城的农民由于体制性原因而不能成为市民，妇女、老人、孩子要继续留在农村，使得农村出现了“空壳化”趋势。除此之外，农村干群矛盾激化、治安状况恶化、土地抛荒严重、水土流失、生态恶化、基层政府负债过多等等，在全国范围内都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正是面对这种状况才有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
在改革开放以后，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不仅要承担自然的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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